回眸中俄建交70周年| 亲历中俄关系史上几个关键时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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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眸中俄建交70周年| 亲历中俄关系史上几个关键时刻

  参考消息网5月27日报道(文/田曾佩)今年是中俄建交70周年,作为一名中苏、中俄关系数十年发展进程的亲历者,回顾这段历史剧变,心中充满兴奋和激动之情,同时也深感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来之不易,应倍加珍惜和呵护。

  1951年,中国共青团中央选派22名青年工作者赴苏联中央团校学习,我有幸成为其中一员,并在莫斯科学习了一年多时间。1958年,我被调到外交部工作,先后任苏联东欧司苏联处处长、苏欧司副司长、驻苏联使馆政务参赞、苏欧司司长、外交部副部长等职,一直与苏联和俄罗斯打交道。离休后,依然少量参加有关中俄关系的活动,与一些俄罗斯老朋友保持联系。可以说,我这一辈子与俄罗斯结下了不解之缘。

  参与中苏关系正常化艰辛谈判

  俗话说,“三十年河东,三十年河西”。中苏关系从上世纪50年代起,大体上可以说是十年友好结盟,十年关系恶化,十年对立为敌,十年缓和改善。

  上世纪80年代,中苏双方都调整政策,两国关系逐渐趋向缓和、改善。1982年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发表愿意改善对华关系的“塔什干讲话”,客观上为中方调整对苏政策提供了契机。在勃列日涅夫讲话后的第二天,邓小平同志指示外交部立即做出正面反应。接着,向苏联传递信息,提出双方应当坐下来平心静气地讨论,通过共同努力设法排除发展两国关系的严重障碍,争取让中苏关系有一个大的改善。苏方也表示,愿在任何时间、任何地点、任何级别上同中方讨论双边关系的问题,以便消除关系正常化的障碍。这样,双方就开始了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进程。

  中苏关系正常化政治磋商一共进行了12轮。双方围绕“三大障碍”问题针锋相对,进行了艰难的讨论。但是,与昔日火药味十足的中苏边界谈判已有所不同,双方都比较心平气和,正常讨论问题、交换意见。1986年7月戈尔巴乔夫发表“海参崴讲话”后,从10月举行的第九轮政治磋商开始,苏方态度逐渐更趋积极,不再回避讨论柬埔寨问题。在1988年6月举行的最后一轮政治磋商中,苏方提出,愿就柬埔寨问题同中方进行副外长级的讨论。

  1988年8月27日至9月1日,双方副外长在北京专门就柬埔寨问题举行工作会晤。这次会晤的结果是很积极的,直接影响到后来启动中苏高级会晤的决策。会谈在钓鱼台国宾馆进行,我和苏方的罗高寿副外长彼此都很熟悉,每次谈判的时间都很长。最后一次谈判从下午一直谈到晚上,原定的晚宴一再推迟,后来索性改成工作晚餐。双方边吃边谈,吃完饭后继续会谈,一直谈到半夜12点结束。这次,我们达成内部谅解:双方都同意,柬埔寨问题应通过政治手段予以公正合理的解决,双方都表示愿尽力促使这个目标的实现。

  9月16日,戈尔巴乔夫在谈到中苏关系时,公开对柬埔寨问题表明立场。他说,我们主张同中国关系正常化,愿意立即着手准备苏中高级会晤。此前在北京举行的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双方工作会晤,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该问题上相互了解的范围,同时有助于改善两国关系。9月20日,在第43届联合国大会期间,中苏两国外长举行了会晤,商定中国外长访苏,为中苏高级会晤做准备。

  1988年底、1989年初,两国外长进行互访,为中苏高级会晤做具体准备。经过多轮会谈磋商,双方最终达成协议。1989年,戈尔巴乔夫应邀访华与邓小平举行高级会晤,宣布“结束过去,开辟未来”,中苏关系从此实现正常化。

  这样,两国之间就建立起了不结盟、不对抗、不针对第三国、相互睦邻友好的正常国家关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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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1988年8月28日,中国副外长田曾佩(右二)和苏联副外长罗高寿在北京就柬埔寨问题举行工作会晤。(马俊田 摄)

  见证中苏中俄关系历史性过渡

  中苏关系正常化后不久,东欧剧变,两极格局崩塌,国际形势和两国国内情况都发生了巨大变化。邓小平同志指示不同苏联搞意识形态争论。在双方共同努力下,中苏高级会晤确定的两国关系基本原则不仅经受住了考验,而且成为建立新型中俄关系的基石。

  1991年12月25日下午,以外经贸部长李岚清为团长、我为副团长的中国代表团抵达莫斯科,下榻在我国驻苏联大使馆招待所。当晚,戈尔巴乔夫就在电视上宣布停止履行苏联总统职务,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终解体。

  27日,李岚清团长会见俄罗斯主管经贸的副总理绍欣,转达我国领导人的口信,通报了中国政府决定承认俄罗斯联邦政府,支持俄接替苏联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席位。俄方反应积极,当即安排外长宴请,并进行副外长对口会谈。

约、协定所规定的义务;俄方重申台湾问题上支持中方关于一个中国的立场;中国政府支持俄罗斯联邦接替苏联在联合国,包括安理会以及其他国际组织中的席位;双方表示愿在政府各个部门、在各种级别上发展友好关系;双方肯定两国边界谈判中取得的积极成果,并将尽快履行中苏边界东段协定的批准手续。

  会谈进行顺利,通过了中方提出的草案。最后,在纪要签字的问题上出了点小意外。库纳泽说,他没有得到授权,不能作为俄罗斯联邦政府代表签字。我说:“那我们就代表双方外交部签字。”库纳泽也不同意。最后,双方决定向领导报告请示。28日下午,俄方告诉我们,库纳泽可以代表政府签字。

  29日,双方在俄外交部正式签署两国政府代表团《会谈纪要》,圆满解决了中苏、中俄关系的继承问题。这个纪要当时成了新形势下发展中俄两国关系的指导性文件。在签字仪式后,俄方莫尔古洛夫一秘私下向中方同事表示,下一步该考虑领导人访问了。他的意思很明白,是指叶利钦总统访华。莫尔古洛夫现为俄外交部主管远东的副外长,也是中俄友好、和平与发展委员会老朋友理事会成员。

  筹备中俄两国领导人首次会晤

  1992年1月,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安理会首脑会议期间,中方同意与叶利钦总统进行双边接触。会见中,叶利钦表示,他恪守双方已有的两个联合公报,同时希望两国关系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。李鹏总理说,中国在处理与外国关系时,不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划线。双方都认为,这次在国际会议场合的见面是一个好的开端。

  3月,俄罗斯外长科济列夫应邀访华。会谈中,科济列夫表示,去年底双方签署的《会谈纪要》为两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。俄中关系不是从零开始,因为过去俄联邦就坚决支持苏中关系正常化。科济列夫还特意向钱其琛外长透露,叶利钦总统在纽约就曾说过,应该去中国访问。我方表示,中国方面欢迎俄罗斯总统在双方方便的时间访华。这样,叶利钦访华的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。经过多次摸底接触,8月下旬,俄方正式提出访问的建议日期。

约了,一般都发表联合公报。俄方称,中苏之间已有两个联合公报,而且“公报”这个词在俄文中只是新闻消息稿的意思。故此,俄方又提出搞“联合宣言”,认为这样比较庄重。中方没有接受。为了表示诚意,我方提出文件可叫“联合声明”。俄方坚持“联合宣言”的名称,未取得一致。

  在相互交换高访政治文件草案之后,俄罗斯外交部主管局局长率先遣组来北京商谈文本,“宣言”或“声明”的问题仍未解决。记得有一天中午,周晓沛副司长抱着《俄汉大辞典》来找我,说俄文“декларация”有两种解释:一是宣言;二是(外交)共同声明。既然“декларация”有“共同声明”的意思,不妨同意俄文的表述,而中文仍保留“联合声明”的名称,可以两全其美。我同意用这种变通办法进行技术处理,并向上作了汇报。对此,俄方也完全赞同。双方还就具体操作细节达成“君子协议”:当叶利钦总统提到政治文件的名称时,俄方翻译成中文“联合声明”;而中国领导人讲到“联合声明”时,中方翻译成俄文“联合宣言”。

  1992年12月17日,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对中国进行了访问。由于双方精心准备,叶利钦总统的这次访问很成功。最重要的成果之一是消除疑虑,相互改变了看法。在访华之前,叶利钦公开对记者说,他对此行感到“忐忑不安”。可见他内心有疑虑,尤其对同中方能否谈得融洽,没有把握。我们方面也不无担心。实际上,两国领导人一见面,一谈友谊,都把情感上的好恶及意识形态的是非放到一边了。会晤中,双方相互尊重,相互理解,谈得相当投机。

  俄罗斯总统的这次首访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果,双方总共签署了24项文件,而且多数是重要领域的具体合作协定。叶利钦说:“这是创纪录的,可以载入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了。”

  从1992年俄罗斯总统访华开始,中俄两国领导人建立了定期互访机制。通过直接接触,消除彼此隔阂,增加相互了解、信赖。中俄双方重新承认“相互视为友好国家”,再到确认两国已具有“新型的建设性伙伴关系”,宣布发展“战略协作伙伴关系”,直至开启新时代“背靠背”战略合作。在当今世界大乱局、大变局的新形势下,中国和俄罗斯互为最主要、最重要的战略伙伴,中俄新型大国关系健康稳步发展对双方都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,对维护国际公平正义、世界和平稳定也至关重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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